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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赵皖平:一片赤诚为农业
2019年03月12日   来源:《中国畜牧业》杂志社   作者:张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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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奋战在生产一线,提出130多条建议----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最简单,然而也最真实的写照。

为农服务三十载,甘洒热血写春秋。赵皖平,一个对工作要求甚高而对生活所求甚少的人,一个个性鲜明质朴的人,他用执着敬业、忘我奉献的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在科技兴农之路上,写满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这些,从今年全国两会他的提案上,可窥一斑。               

乡村振兴难题须下大力气破解

“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级政府迅速部署,对乡村振兴做出了系统的总体设计,规划了科学的实施路径,乡村振兴有了较好的开局。”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同时表示,“但实施乡村振兴还存在一些难点问题必须下大力气破解。”

赵皖平认为,这些难题包括:

一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依然突出。资源要素配置矛盾更趋极化,乡村空心化程度仍然在加深;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然偏低,农村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仍明显不足;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在扩大,进城农民市民化社会流动保障体系仍然不够完善。

二是“三农三短”问题难以很快解决。农业短腿现象一时难以改变,总体上农业综合效益水平不高、抗风险能力不强;农村短板仍然一时难以补齐;农民短缺越来越成为乡村发展振兴的不可承受之重。

三是农村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农村垃圾收运处理体系仍然不够健全,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也还不到50%,已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乡镇还不到50%。农村的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是乡村治理仍然面临诸多新问题。越来越多的跨越原有集体经济界面的新型生产单元,给农村治理提出了新的问题;农村信息化使乡村治理面临线下和线上两个界面,治理难度在加大;农村文化治理主要依赖传统和地域文化资源,这对顶层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政策创新的新诉求。             

为此,赵皖平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推动城乡产业发展、人口流动、社会建设和文化治理的深度融合,促进县域振兴。建议省里在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趋势性安排之际,结合推进乡村产业振兴需要,谋划一批具有绿色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专项,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出台鼓励要素资源下乡的扶持政策,引导项目、人才和资金向乡村集聚。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构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土地管理、就业管理、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体系。构建长期有效的财政扶持政策体系,加大对农村投入,实现城乡公共资源配置适度均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是加快农业三大体系建设,着力解决“三农三短”突出问题。积极推行轮耕轮作,加强土壤圈生态修复;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地存量。推进公司加农户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厚植农业科技基础。当前,我省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6%、农业机械化率约为65%,未来仍需加强内涵建设。积极构建面向全球市场和现代农业全产业链的市场化服务体系,夯实基层农业资源供给基础,筑牢农村生物物种安全网络,推进物联网进入千家万户。

三是推进美好乡村和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宜居宜业美丽新农村。总结美好乡村建设经验,推进美好乡村建设扩面和普及。实施乡村生态文明示范建设工程,着力在县乡层级的绿色发展、生态生活方式推广,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筑牢广大乡村生态文明的基础。全面提升县域村庄人居环境治理水平,力争在2020年前普及农村环境整治“三大革命”成果,造福全省农村。大力推进先进文化建设,支持民间文化社团振兴,促进乡村文化繁荣。

四是建设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善治。聚焦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创新建设方式,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建设适应乡村振兴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农民合作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外出务工带头人、农村驻地单位的治理作用,打造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推进普法教育,健全乡村法律服务体系,让法治阳光普惠全体农民。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传扬优秀家风家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乡村文化生活的全过程,让以文化人成为乡村治理新景象。                  

用生物质资源替代化石资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每年产生约9亿吨的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如何以这些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去替代化石资源,变废为宝,实现化肥、农药减量,修复和保护土壤及水源、保障农产品安全和全面恢复绿水青山,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2019年中央1号文件中特别强调了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秸秆、畜禽粪污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重要性。

赵皖平说,生物质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国外关于生物质资源“全生物量利用技术”目前尚处于实验室阶段,而安徽省的中信格义循环经济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早在几年前就已完成了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运营。中信格义公司一个年处理30万吨秸秆资源的生物质炼制项目,每年仅生产的具有土壤修复功能的有机碳能肥料,就可保证一个拥有150万亩耕地的农业大县,每年所需的优质有机碳能肥料和土壤重金属钝化剂及水体净化剂。

因此,他认为,加快发展由我国首创的生物质炼制技术及衍生的新兴产业,以工业反哺农业,用科技提升农业和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同时,也有利于从源头上解决秸秆禁烧的难题,是以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对化石资源的一种替代和补充,对于我国产能转型、科学利用资源、节能环保、化肥农药减量、土壤修复及净化水体、保障农产品安全和发展生态农业等,都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完全符合党中央、习主席新时代青山绿水的重要思想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要求,其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巨大的,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我国的生态现状和三农问题,已经到了需要下大力气从根本上加以调整和解决的关键时刻,应根据我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真正解决好绿色可持续发展问题。”赵皖平说。而做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更需要政府转变观念,变引导为主导。尽快制定《国家生物质炼制产业发展规划》,配套相应的鼓励和优惠政策,优化各种资源配置,大力发展生物质炼制产业。使我国的工业发展模式真正实现从使用不可再生资源为主向强化使用可再生资源的转变;从治理污染为主向预防污染为主的转变;从单纯资源消耗型向资源循环利用型的转变;从传统工艺型向绿色工艺型的转变。

为此,赵皖平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扶持生物质炼制产业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要像对待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国家战略资源一样来看待可再生的生物质资源,把生物质炼制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大力鼓励和扶持生物质炼制产业的发展。同时,要明确国家和各级政府是解决秸秆等农林废弃物问题的责任主体,应设立相应的机构,统筹领导全国和各地方秸秆等农林废弃物资源的科学利用工作。做好战略规划和布局,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和配套支持方案,真正做好从粮食种植,到秸秆“收、储、运”等各个环节上的工作,切实解决好相关产品“用”的问题;

二是研究出台秸秆有机肥料的补贴政策。为推广和解决好秸秆有机肥料“用”的问题,建议政府改变目前“撒胡椒面式”的现金补贴方式,改由国家和地方财政,通过供销社系统和相关大型涉农央企,对生物质炼制企业所生产的含有土壤修复功能的有机碳能肥料进行统一采购,阶段性的免费赠与农民使用或对农民给予实物补贴,在完成国家化肥农药“双减”目标和农田修复与水源保护的同时,实现我国农业的转型升级,助推生物质炼制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是建立产学研联盟。建议设立国家生物质炼制产业引导基金和国家生物质炼制“产学研”合作联盟,从资金、科研等各个方面,全面保障我国生物质炼制产业与生态农业的融合、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推进长三角地区现代农业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推动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的重大战略,事关国家发展全局,意义十分重大。

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而在现代农业领域内的协作是长三角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传统的鱼米之乡,长三角区域在农业领域内,有着良好的交流机制与合作渠道,且历史上天然形成的人员流动与地缘交错为进一步扩大地区农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与便利条件。

赵皖平说:“长三角区域资源的差异性,也为开展农业协作奠定了基础。相对于上海与浙江,安徽与江苏在耕地面积上有优势,而上海在农业科研领域创新引领的优势明显,此外还有人力资源的差异与互补性。当前,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现代农业带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建立跨区域现代农业发展合作机制,加快长三角省市农业生产融合发展,不仅对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发展,而且对中国现代农业整体发展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年前,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市农科院在南京市召开了长三角乡村振兴研讨会,探讨成立长三角乡村振兴研究院。

赵皖平认为,长三角地区现代农业一体化发展,需把握以下着力点:

一是依托区域资源优势,科学规划长三角现代农业中长期发展任务。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科学编制长三角现代农业一体化发展中长期规划。通过科学规划,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减少或避免生产者之间的恶性竞争,可以延长或者完善产业链条,形成全产业供应链基础,提高农产品供给效率和食品安全性,实现长三角农业向更高和更深的程度发展。一是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打破行政区划,引导长三角三省一市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集中、优势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建设一批农产品优势产业带。二是优化农业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生产与资源环境匹配度,努力开发一批地域特色鲜明的名优特产品。三是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围绕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业附加值,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活三产。

二是统一农业标准,提升长三角区域绿色农业的发展水平。农业标准是绿色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技术基础。随着沪苏浙皖在农业方面的联动联调逐步深入,不同省市之间的地方标准差异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农产品安全标准差异影响产品的销售,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品牌的发展空间。要开展长三角区域农业标准研究和自主创新,制定统一的基地建设、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使用、生产技术、专业化防治、农产品采收、产品质量、标识、生产加工等方面的标准或技术规程,将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专利技术转化到农业标准中,为全面推进长三角地区农业标准化生产建立技术基础。

三是跨地域产销“嵌入”,促进长三角农业产销区域融合。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为区域农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机遇。区域内跨地域的农产品“嵌入”式产销对接机制,将使原来的“地域农产品”变成“区域农产品”,而区域大市场的消费“检验”,将反过来调整区域农产品的结构和开发方向。长三角的农商部门要进一步合作,优化产销对接方式,形成区域一体化的产销“ 嵌入”式平台。通过完善网络平台、农贸市场、连锁网点三种营销渠道,把区域优质农产品资源与长三角地区巨大的消费市场精准对接,使农产品产地和销地的互联互通减少很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实现优势互补,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将有利于产区收集区域大市场的“ 消费指导”信息,实施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围绕延伸产业链、延续生态链、提升价值链,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四是构建长三角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利用已有的长三角农业科技联动合作机制,以“苏浙沪皖农科院科技兴农联合服务团”为基础,联手打造虚拟的“长三角农科院”,构建长三角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抢占农业科技创新战略 “制高点”。加强长三角省市农业科研开发和技术推广融合建设,形成长三角省市科研开发和技术推广的融合体制机制,彻底解决农业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难以突破行政体制界限,形成长三角区域内跨省市科技合作的制度。利用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科研和技术推广能力强的优势,为农村地区提供科技服务。形成以中央直属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为龙头,各级地方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为骨干,市县两级农业研究和技术推广结构为基础,分工明确、扬长避短的科研开发和技术推广融合体系,助推长三角地区绿色高效农业发展。

五是多措并举,加大长三角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发展现代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财政投入。必须充分发挥政策的支持和导向作用,全力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夯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经营综合效益,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是成立以长三角省市农业部门为主的农业融合发展协调机构,由长三角地区主管农业发展的市级和省级领导出任融合发展协调机构的成员,建立定期协商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对有关长三角省市农业融合发展的重大事情和问题进行商讨,从组织机制的建设上保障长三角现代农业协调、互补和融合发展。二是国家层面设立长三角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和长三角现代农业产业基金,地方层面采取项目投入、财政直补、以奖代补、贷款贴息、风险补偿、政府引导基金投入等方式,整合各类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加大对长三角现代农业发展的投入。三是充分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建立跨区域生态农业发展合作机制,加大与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生态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合作,拓展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更大空间。通过产业、人才、科技、土地、资本等要素支持,把长三角地区现代农业产业打造成为全国农业新增长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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